习近平：独裁者之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背后的故事
本文翻译自经济学人Sue-Lin Wong的文章，Sue-Lin Wong最近在经济学人推出的《the prince》（翻译为“太子”）播客分八集全面介绍了习近平的生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各大podcast平台收听，质量上乘，不容错过。本文算是podcast的精华文字版，原文地址：https://www.economist.com/1843/2022/10/19/xi-jinping-the-making-of-a-dictator
习近平13岁时被拖进一个院子，被迫戴上高帽。铁做的锥形高帽重得他要用双手才能撑起来，上面写满了暴露他罪行的汉字：习是反革命分子。人群高呼“打倒习近平”。台边坐着习近平的母亲，挥舞着拳头，与人群一起高呼。
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习近平被关在一个关押被清洗的政府官员子女的拘留中心。在他的母亲被迫一起挥舞拳头谴责他不久，习从窗户逃了出来，在倾盆大雨中跑回家：“妈妈，我饿了，”他说，他的牙齿在不停打战。但是他的母亲带着他湿透的衣服把他扔回了深夜，习近平的肚子还在咕咕叫。然后她举报了他——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在家，还没有被牵连告发。这是多年的孤立和恐怖。16 岁时，习近平与数百万年轻的城市中国人一起下乡向农民学习。他第一次在那里看到肉时，他饿得生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个害怕的逃亡者现在掌管着曾经威胁要粉碎他整个家庭的政党。当他在 2012 年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时，一些人希望这个残酷机器的受害者可能会逐渐改革它。相反，由控制和他自己的个人指挥来定义的话，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是世界上受监控程度最高的国家。
在毛泽东的疯狂之后，他的继任者发誓再也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掌握这样的权力：责任将由领导人分担；决定通过协商一致作出。习近平撕毁了那些规则，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废除了领导人只能连任两个五年的惯例。中国 14 亿人以及更多人的未来取决于一个人的思想。然而，关于他的信息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只有通过挖掘他的过去，我们才能窥探是什么让他这样的线索。
曾有人预计习近平将在今年的北京党代会上交出权力。取而代之的是，在习近平开始第三个任期之际，在场的 2,300 名共产党员——以及整个中国——将被要求为他鼓掌，这是自毛泽东以来前所未有的。曾经在同龄人手中经受住屈辱和饥饿的男孩将表明，现在没有人可以抗拒他。
习近平并不是他家中唯一一个被打倒的人。当他经历自己的屈辱时，他的父亲习仲勋作为毛泽东的亲密顾问已经被清洗了。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试图通过忠于他的暴徒（称为红卫兵）来打倒他的批评者，他们殴打、折磨和杀害任何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习家还记得他们的一家之主安静地坐在家里，独自一人在黑暗中。他被要求“自我批评”，并多次受到红卫兵的追捕。据习近平的姐姐说，有一次他们“用聚光灯把他弄瞎，用扩音器在他耳边尖叫”。习仲勋被发配，先是去遥远的工厂，然后是劳教所：习近平七年不见父亲。
当然还有其他的悲伤。家庭住宅被洗劫一空。习近平多次被关起来，被迫做苦工。有一次，红卫兵威胁要杀了他：“他们说我应该被枪毙一百次”。习近平在 2000 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以为枪毙一次和一百次没什么区别，有什么怕的？” 红卫兵给了他五分钟的时间忏悔。
更糟糕的事情来了。他的一个姐妹也受到红卫兵的迫害，自杀身亡。（在公开场合，习近平只谈到了他一生中让他哭泣的四件事。她的死就是其中之一。）
在许多方面，习近平在 1960 年代中国的经历绝非独一无二。使他与众不同的，正是他对苦难的反应。1976 年文革以毛泽东逝世而告终，许多平反的“太子党”——习近平等革命家庭的孩子——酗酒、约会、看西方电影和书籍。其他人因此则得出结论，旧系统已不可逆转地破败并远离中国。
习的做法截然不同。正如一位内部人士所说，他“选择通过变得比红色更红来生存”。相反他没有放弃革命的理想，而是决定全身心投入其中。他总结说，文革期间的问题不在于党本身，在于党失控了。
他喜欢足球，声称每天游1000米，是《西雅图夜未眠》、《教父》和《拯救大兵瑞恩》的粉丝。这些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简短、精心编排的细节清单之一。除了表面上的坦诚——他带着自己的保护伞，不穿西装，穿夹克，在饺子店买饭——他是个谜。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领导人在电视上与他们的对手辩论，并在接受采访时就其政策声明的细节进行审问；兴高采烈的媒体记录了他们部长们的进出。然而，即使是习近平的讲话也往往在事件发生几个月或几年后才发布. 他的顾问也同样无法接触。有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有更多关于他的官方背景故事的详细信息——他在 1960 年代与数百万其他城市中国人一起在一个偏远村庄的乡下劳作数年时所遭受的艰辛。这些寓言一样的故事告诉我们习近平希望如何被人看到：一个在升任最高职位之前承受了巨大苦难的人。
习近平向官方媒体讲述了他第一次到达中国西北部梁家河村时，如何给流浪狗喂了一块不新鲜的面包，并以奢侈的方式吓坏了村民。（编者注：那个年代普通人很难见到面包，而习近平的面包会放坏，落难的太子党和普通人依然差距非常非常遥远。）他会避免与他们聊天，并以吸烟作为休息的借口。一位家庭朋友回忆说，当习的兄弟去探望他时，他们都被跳蚤叮咬了。习恳求他不要告诉他们的母亲他的生活条件。（现在梁家河村是一个共产党式的迪斯尼乐园，到处都是穿着红军制服的游客。）
中国宣传机器制作的文章、书籍和电视节目中对习近平早年的认可叙述是赋予习近平在中国可信度的部分原因。尽管它淡化了毛泽东在此期间给数百万人造成的创伤，但苦难的故事在全国引起了共鸣，让人们感觉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像他们一样。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纪录片《洞中的书生》讲述了习近平是如何发现自己道路的错误的：在农村呆了几个月后，他逃回了北京，但被逮捕并被迫加入一个铺设下水道的苦工团。大约一年后，他回到梁家河，决心把事情做得更好，至少在官方叙事上，让他变成一个有韧性，在窑洞中幸苦工作，一年工作365天，学习缝补并且了解当地村民的人。
习近平传播这些轶事是有用的，部分原因是他实际上不像其他中国人。他的父亲曾与毛泽东一起为共产主义革命而奋斗，并成为主席的得力助手之一。他的母亲也是一位敬业的革命者，他在 1940 年代与父亲在内战中与国民党作战（国民党后来逃往台湾）时遇到了他的父亲。当这对夫妇在 1944 年结婚时，他们得到了在战场上很难获得的日常必需品：牙刷和牙膏。
毛上台后，习家享有“红色家族”的特权地位，是共产党建国皇室的一部分。他在一个为党内精英保留的封闭式大院长大，在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勉强生存的时候，挤满了保姆、保安和管家。他的父亲第一次结婚生了三个孩子，第二次结婚生了四个孩子——习近平是老二。他们都就读于全国顶尖的学校。
生活并不完全奢侈。为了保持革命的节俭和纪律，习仲勋强迫儿子穿旧衣。“我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所以不是很好，”习曾经回忆道。“花衣服，花鞋，我绝对不想穿这些东西，但我别无选择。”
禁止王国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严厉的管教者。习不得不一直站着，直到他父亲坐下。据一位家人朋友说，他过年不好好向父亲磕头就会被打。习仲勋说“在家不尊重父母的哪天到了社会就会是祸害。” 孩子们被送到寄宿学校；习近平说，他们放假回家，他的父亲“会让我们靠墙排着给我们训课”。
最重要的是，习和他的兄弟姐妹从小就相信他们是毛泽东伟大事业的继承者。“他会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成为革命者，”习近平在 2003 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他会解释过去的革命是什么样的。我们听到了太多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以至于我们的耳朵都长茧了。” “革命精英的孩子们被告知，他们有一天也会在中国领导层中占据应有的位置，”维基解密在 2009 年发布的一份美国外交电报中写道。
他们并非都走红砖路。习近平的弟弟袁平（到乡下探望他的那个人）在香港“既肥胖又非常富有……穿着昂贵的珠宝和名牌服装”，据外交电报报道，他在香港仍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就搬到了香港。他的姐姐安安离开中国去了加拿大。像大多数与习近平有关的事情一样，他兄弟姐妹身上发生的事情的其他细节是模糊的，几乎不可能证实。
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为家族努力。随着毛泽东的离去，习近平的父亲重新回到了热切支持正在开放中国经济的新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政府。在父亲的帮助下，习近平在 1979 年找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担任高级将领耿彪的私人秘书，在中国在与越南的短暂战争中遭受意外损失后，他被要求加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和实力。
第二年，习与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的女儿柯玲玲结婚。据报道，这对夫妇吵了很多架，结婚三年后，习近平的妻子想回到伦敦。习有不同的想法。如果他要让家族取得成功，他需要在各省执行任务来证明自己对党的价值。他辞去部队职务，到河北省一个农村县做二号干部的低级工作。“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决定，”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习近平和他的妻子离婚了：习近平知道他的未来在中国。
我198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示威。抗议活动加剧了党内现有的分裂，强硬派获胜：6 月 4 日，邓小平下令军队清理天安门广场。数百甚至数千名示威者在周边地区被杀。
这个臭名昭著的场景并不是唯一动乱的地方。在中国南部沿海的山区福建省，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学生们也走上街头。福建的抗议者不仅对缺乏问责制和民主感到愤怒，而且对已经盛行的腐败现象感到愤怒。
那时，习近平是福建最大城镇之一宁德的最高官员。一些省领导正在北京观看敌对派系的战斗，等待结果。但甚至在首都发生大屠杀之前，习近平就阻止了一队进入宁德参加抗议的学生车队。他的行为完全符合党内强硬派的要求。然后他就文革的创伤发表了讲话：“这些日子能重演吗？没有稳定和团结，什么都不可能。” 他的新婚妻子彭丽媛，一位以爱国歌曲闻名全国的歌手，甚至在大屠杀后为北京的军队献唱。（那张表演的照片，就像那个黑暗时期的其他一切一样，现在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
习近平在河北省的第一份省级工作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抱怨他太年轻，连胡子都没有——因此不能信任他处理重要事务。他在这项工作中一丝不苟。根据一位官员的回忆录，大多数党的官员会乘车巡视当地，但习近平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该县的每个乡镇。
习近平是人1980 年代，习近平被视为勤奋的党内官员（上）。
在中国以外，北京的大屠杀是共产党历史上的开创性事件。言归正传，习近平正目睹中共以其他更根本的方式失控。他父亲的人脉帮助他搬到了福建，在那里他得到了晋升。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期是中国的狂野年代。邓小平推行经济改革后，快速致富的机会激增。党的官员是控制经济资源的人，在一个经常奖励人脉而不是人才和辛勤工作的制度中，腐败开始破坏每个行业。
看到这些新势力在行动的众多地方之一是福建一座被称为红楼的七层建筑。欢乐宫里面是二楼的一家餐厅，配备了香港顶级厨师，并备有精美的葡萄酒和干邑白兰地。三楼是水疗中心。卡拉OK房和舞池在四楼；五号和六号是有妓女的私人房间。
赖昌星，一个有魅力、半文盲的乡下人，掌管着红楼。他在顶楼开了一间办公室。赖有各种各样的投资组合，但他的核心业务是充当潜在的企业家、党的官员和在福建执行规则的警察之间的中间人。有时这涉及建立关系，有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贿赂。他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在全省都有利益的企业集团。到 1990 年代后期，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一度他的公司进口了中国六分之一的石油。
最终，腐败变得过于恶劣，不容忽视。1999年，中国总理派调查员前往福建，以与赖昌星有关联的数百人被定罪。数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包括在安全、海关、军队、税务和金融部门工作的党政官员。赖被举报后逃往加拿大。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习近平当时在福建度过的近 15 年里曾去过红楼。当赖的罪行被揭露时，习近平刚刚被任命为福建省省长，并被传唤到北京解释，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在他的监督下发生。习近平承诺要清理干净。“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清除腐败分子，”他在给省议会的一份报告中说，“无论涉及什么级别或涉及谁。”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丑闻——而习近平不知何故从中走出来，让他看起来像是福建唯一的廉洁官员。他是怎么逃过的？也许他有能力保持廉洁，至少就金钱而言。或者，也许他是被他父亲的名字所救，或者达成了一笔交易。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随着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官员和商人寻求快速赚钱，类似的腐败案件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激起 1989 年示威活动的愤怒继续咆哮和增长。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针对腐败、环境污染和劳工虐待的抗议活动爆发了数十万起。当官员们为了分得一份战利品而采取行动时，政府因内讧而步履蹒跚。
对习近平个人而言，1990 年代是一段稳步上升的时期。在福建待了 17 年后，他被提拔领导附近的一个富裕省份，然后空降到上海，以清理涉及该市最近被罢免的领导人的腐败丑闻。2007年，他被任命为继承人。但就在习终于登上党的顶峰之际，一种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它对权力的控制可能会动摇。
我1985 年，习近平与另外五名中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美国呆了两周。他们参观了火鸡农场和玉米地。在他的东道主发现习读了马克吐温之后，他们乘船前往密西西比河。习第一次去吃便餐，吃爆米花。
当习近平在 2012 年掌权时，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以至于一些观察家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他对美国文化的短暂经历表明两个大国之间的未来更加亲切。也许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习仲勋在开放中国经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习仲勋也曾到过美国，并与米老鼠合影。）即使是习的妻子，歌手彭丽媛，与她不那么光鲜的前辈相比，也像是美国第一夫人的典范。这对夫妇把他们的女儿送到了哈佛大学。冷战结束了。美国不是赢了吗？
然而，习近平却得出了与冷战结束截然不同的结论。直到他在 2012 年发表演讲后，他的情绪才变得清晰起来，他在演讲中将苏联解体归咎于普通民众对意识形态空洞的腐败政党失去信心。“为什么要坚定党对军队的领导？” 习近平说。“因为这是苏联解体的教训。” 苏联领导层如此软弱，以至于失去了控制。而当戈尔巴乔夫允许解体发生时，习近平说，“竟无一人是男儿。”
习分明认为自己够男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及近二十年的福建腐败、犯罪和非同寻常的变化之后，习知道了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即使你不理解，你也被迫理解，”他在 1992 年对《华盛顿邮报》说。“它让你更早成熟。” 他也亲身经历过失去权力的零和博弈。习近平曾说：“与权力接触少、远离权力的人，总觉得它神秘、新奇。” “但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东西：力量、鲜花、荣耀、掌声。我看到了监狱……以及世界的虚伪。”
在任命习近平为国家领导人时，共产党的长老们选择了一个真正的信徒，一个继承党遗产的人。对习近平来说，确保中国不跟随苏联的命运，意味着确保党永远不会再迷失方向——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或1989年的民主抗议不能重演。就习而言，只有他有资格驾驭这条通道。但即使是年长者也可能低估了习近平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信念——以及它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2020 年 1 月上旬，中国中部武汉省政府指控 8 名医生“散布谣言”。在私人聊天群中，医生们一直在讨论城市中一种引起神秘肺炎的新疾病。几周后，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我亲自下达命令，”他说。“我正在亲自制定计划。” 一周后，因谈论病毒而受到处罚的八名医生之一的李文亮死于新型冠状病毒。
执政七年，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对腐败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包括一些党内最高层在内的400万人被卷入其中，并建立了自己的平行执政体系，以绕过既定的国家机器。从电视剧到学校课程和办公室生活，党的意识形态注入了一切。他利用人工智能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审查和监视、镇压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民权律师。曾经自由开放的香港正在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在遥远的新疆西部地区，多达 100 万穆斯林被拘留——显然，他们的主要罪行是相信比共产党更高的权威。控制仍然是当时的指导原则。
但是这种新疾病呢？习近平运用了他对政治机器的掌握：他让李文亮和其他发声的人保持沉默，将人们锁在家里，并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监控系统来监控传染。今天，在大流行爆发近三年后，习近平继续支持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来控制疫情，并坚持使用国产疫苗，而不是更有效的进口疫苗。全国各地的许多人都欢迎该国为“保护”他们免受一种已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的疾病的非凡监控和监测能力。
当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走上舞台以纪念他第三个任期的正式开始时，不会有戏剧性，也不会挥舞拳头。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大喊“打倒习近平”。他体现了他成为党的真正继承人的雄心。没有受膏的继任者，他可以统治多久，只要他愿意。
但少年习的经历继续引起回响：混乱与控制之间的界限总是很窄。
----延伸阅读----
编者认为习近平的独裁者道路既有文革的阴影，也有其家庭的教育影响，最主要的还是中共这台巨大的改造机器，当习近平从受害者回到红二代的优越身份之后他逐渐学会了如何玩弄这台机器，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红二代和太子党有资格掌控这台机器，于是他踏上了独裁者的不归路。混乱和控制只在一线之间，习近平连任后的中国，控制将会愈发严格，而伴随的混乱如清零政策下的各种类似悲剧将会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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